中国农民合作社深度调研报告

　中国农民合作社深度调研报告 我国第一个农民合作社(后文简称“合作社”)诞生至今经过了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合作社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使命。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在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在合作社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涌现，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合作社发展质量的诸多质疑和发展前景的广泛争议。有人甚至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凤毛麟角而质疑：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合作社?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很成功的合作社，为什么到了中国经历了 60 多年艰苦探索和实践却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正果? 一、合作社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 ( 一) ) 合作社数量与质量的反差 截止目前，全国依法登记的合作社达到 224.1 万家，合作社联合社 1.0273万家，合作社成员 6682.8 万个，全国平均每个市县有合作社 703.6 家，每个村委会有合作社 4.3 家。我们再来看一个地级市的合作社发展，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毫州市，一则会议消息披露，20** 年，该市合作社发展到 5600 家，这个数字比 2005 年增长 19 倍。由此可见，近十多年来，我国合作社建设和发展速度之快。合作社数量上去了，但质量如何呢? 笔者电话联系了安徽西北部某地级市合作社联合会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告诉笔者，他所在的市合作社总数大约有 7000 多家，实际运作的只有 1000多家。这位负责人提供的数字与 10 年有关学者调查数字大体一致。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高达 90% 的合作社没有实际运作呢? ?首先是 合作社设立门槛低且几乎没有退出机制，只要 5 个农民，有身份证并签字按手印，就可以注册成立一家合作社。于是，在诸多利好政策刺激之下，一些合作社发起人出于政策投机，“先占地盘”注册合作社，但拿到营业执照却并不营业。其次是 因为市场竞争环境改变、合作社应对不力，造成合作社亏本，合作 社停止经营，但农民并不会去工商部门注销合作社。其三是 有些“ 能人 ”( 有些地方机关干部职工也参与其中) ) 为了争取项目和资金，借村民身份证注册 “ 空壳社 ” ，以谋取个人私利。其四是 地方政府为配合某项中心工作，要求每个行政村都要成立某方面的合作社，例如扶贫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等，但多数只是挂个牌子应付检查。其五 是一些地方政府将新建合作社的数量纳入三农工作绩效考核指标，而基层政府为了在考核中拿高分，直接授意村委会注册“空壳社”。其六是 一些涉农经营主体为套取税收优惠而注册 “ 空壳社 ” 等等。不过，“空壳社”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 ( 二) ) 市场推动型合作社 按照一定的标准，可以把合作社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本文根据合作社成立推动力来源的不同，把合作社划分为 市场推动型和 行政推动型两大类(优惠政策推动除外)。市场推动型合作社是指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推动成立的合作社，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大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农户自愿组织或农村大户号召成立的合作社( ( 也可以称为内生性合作社) ) 。由于农户掌握的资源有限，所以这类合作社通常合作水平较

　低、内容单一、方式传统。但也有不少此类合作社发展得非常好。

　第二类是由企业牵头成立的合作社。此类合作社主要模式有“公司+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这种合作社主要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尽管也存在企业与农户缺乏互信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这类合作社数量庞大，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类是由专业乡村建设咨询服务组织( ( 后文简称 “ 乡建机构 ”) 辅导成立的合作社。此类合作社一般由当地有名望和社会担当的人作为发起人，由于按市场机制运作，因此总体发展较好。还有少数由各类研究机构和 NGO辅导成立的一些非营利合作社。例如，中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辅导的“濮阳市(县)贷款互助合作社”等。

　( ( 三) ) 行政推动型合作社 行政推动型合作社是指主要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立的合作社。这类型合作社大概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为配合某项中心工作，根据上级工作要求成立的合作社。例如，近数年很多省份为了配合精准扶贫工作，要求每个行政村都要成立了一个扶贫合作社，还有近数年全国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求每个行政村都要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这类合作社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大多只是挂个牌子，实际运作很少。

　第二类是地方政府为发展集体经济等，通过行政手段推动成立的村集体性质的合作社。例如，近几年各地兴起的由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

　全国很多地方政府都采取定任务下指标的方式推动此类合作社建设，并因此投入了大量行政资源。例如，近几年山东烟台由组织部主抓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风生水起，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贵州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发文要求全区所有村 (社区) 党支部 100%领办合作社。这种运动式创建合作社的做法，其实际效果和可持续性以及带来的各种问题定人担忧。

　第三类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乡建机构辅导农村成立的合作社。这类乡建机构总部大多设在北京，不少或多或少都有北京政界、学界背景，有些本身就是由高校等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创办的，而且这些机构无一例外都聘请了许多业内耳熟能详、高山仰止的知名专家学者做顾问。这些机构乘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承接乡建项目，辅导农民成立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项。这类乡建机构在全国辅导成立了多少合作社?没有人统计这个数字，笔者估算大约在 3000 个左右。这些看起来高大上洋的乡建机构，它们辅导成立的合作社效果如何?可以说半死不活和完全死掉的超过八成，效果非常好的极少。某乡建机构号称十多年在全国创建了 300 多家合作社，但真正活下来的不足 20%，而活得很好的不过一二十家，而且所谓活得好的合作社也主要是做资金互助业务，并不见实质性创新功能，也未见机构所宣传的效果，实际上远不如那些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优秀合作社。

　第四类是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动发展的合作社。很多地方政府发文要求依托现有供销合作社体系发展合作社，从媒体报道来看，这项工作主要在

　浙江省开展的比较好，其他地方尤其中西部地区开展得并不理想，尽管数字看上去十分喜人。

　( ( 四) ) 合作社功能发挥 合作社的宗旨和功能是为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服务，包括统购统销、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等。2005 年，浙江瑞安首创三位一体合作社，因为得到时任省委书记***的肯定而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样板，尤其是近几年中央多个文件鼓励专业合作社开展生产、供销和信用综合合作。所以，这些年不管成立什么合作社，都声称是三位一体合作社，尤其是乡建机构辅导成立的合作社。但其实真正能够开展三位一体综合服务的合作社很少，绝大多数还是专业合作。乡建机构辅导成立的合作社，尽管它们宣传的合作社功能大无边，但实 际落地的大多数还是以信用合作为主业，附带一些统购统销业务，其他诸如什么土地、房屋等收储以及产权交易等功能，只是少数合作社象征性做一点，机构玩噱头和做秀的成分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合作社办得如此，合作社联合社(联合会、协会)办得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从道理上说，走向联合是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设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专章。但在实践当中，办得成功的合作社联合社并不多见。专家学者为联合社设计的很多功能大多停留在纸上，落不到实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合作社联合社达 10273 家，其中多数都是行政推动成立起来的，有不少地方就是挂一个牌子，设一个办公室，然后政府安排三五个人在那里守办公

　室，基本上没有开展什么业务，因为下面基层社根本就没有动。

　不过，笔者调研的面不广，也许有行政推动创建成功的合作社联合社没发现，但笔者熟悉的一些声称辅导创建了数百个合作社的乡建机构，也没有创建一个成功的合作社联合社。尽管笔者知道这些机构花了很多精力与政府合作创建合作社联合社，但结果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那些书斋里的三农学者设计的联合社机构和功能等严重脱离农村实际。笔者曾看过一些乡建机构为地方政府设计的“组建合作社联合社体系方案”，其中的机构和职能框架图密密麻麻犹如蜘蛛网，堪比一个大企业。如此庞大的合作社联合社体系谁来养?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不过，诺大的中国不缺乏智慧，学者和官员干不了，但老百姓可以干出来。例如，山西永济蒲韩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安徽亳州市谯城区农民合作社联合会等，没有政府的干预反而创建得比较成功。

　二、合作社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合作社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的来是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农民的合作精神不足 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是个缺乏合作精神的民族，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与中国从古以来农业立国有关，自给自足、封闭分散的小农经济很难产生合作意识；也与社会制度有关，长期专制统治和专制思想容易导致民众只有服从意识而缺乏对公共事物的参与意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快乐着自己的快

　乐”，与旁人无关等，便是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虽然儒家也强调大同世界，其中也包含有合作文化，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但这些主要表达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当然，说中国农民完全没有合作精神也不对，只是这种合作是在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即家族内部的合作。

　20** 年，笔者调查了贵州省大方县兴隆乡果木村合作社，这是一个行政推动型合作社，20** 年 12 月成立，合作社理事长叫谢少勇，是社员选出来的，他是一个养殖专业户，信奉***，乐于做公益事业，在当地有一定名望。这个合作社共有 24 个乡贤，每人入股 2 万元，8 个老年社员，每人入股 2000 元，总共 49.8 万元，政府承诺的启动资金没有到位。20** 年合作社做化肥农药等统购业务，但算下来并不划算，之后就没有做了。合作社借出资金 26.8 万元，大多数都能到期还款，只有一户有困难未还。笔者调查时，合作社大部分乡贤已退股，只剩下 7 个人，资金链断了已发展不下去。

　这位理事长说，合作社的人都是被动、勉强进来的，那些乡贤大多是为了给领导面子(乡村领导上门动员)进来的，大家抱着怀疑的态度和投机的心理，没有什么意愿和动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合作社的决策和经营。合作社没有凝聚力，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没几个人关心合作社，有好处大家跟着走，没有好处就走人。合作社人心不齐，叫人叫不动，开会开不拢，没有报酬合作社的事没人干。理事长半年一年不拿工资可以，打倒贴点钱也没关系，但时间长了不行，没有永远的“雷锋”。

　这位理事长同时告诉笔者另外一件事，他说当地的***会也是他负责，果木村***会有 200 多名教徒，平时分三个地方活动。教会里大家齐心协力，没有一点怨言，都很听话，教会种各种果树、加工糕点、办砖厂等，做什么成什么，一年收入 26 万多元。建教堂花掉 10 多万，都是教会赚的钱和教徒捐的钱，没有国家一分钱。教会经常拿钱拿物去帮助困难户，去养老院慰问。前年有个村出现山体滑坡，教会专门拿钱去慰问灾民。教会每个星期六中午都是集体吃饭，教徒各自从家里带菜去教会，从未间断，大家非常和谐友爱团结，完全不像合作社。

　同是一个村的人，合作社与教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 ? 这个现象非常值得人们尤其是社会有识之士深思。

　这位理事长说的情况在全国行政推动型合作社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说是这种类型合作社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在行政推动型合作社中社员没有“社员”和“合作”的概念，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仍然还是等靠要思想，指望政府把赚钱的项目给合作社做，有的把眼睛盯着政府的启动资金，巴不得把这些钱分了散伙。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现有合作社大部分不是按照合作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而是一些人为了套取政策红利而假借合作社名义成立的。当然，那些半真不假的合作社，总比纯粹为了套取政策补贴的合作社要好一些。

　( ( 二) ) 合作社传统经营模式面临挑战 从严格意义上说，合作社虽然属于经济组织，但并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服务成员为宗旨。但这些合作社的传统宗旨和功能以及经营模

　式在现代社会面临挑战。

　主要是中国社会进入商业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尤其是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以及快递业的迅速发展，生产、销售以及购物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传统合作社的生产、供销、信用合作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时代了。以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统购为例，现在农资市场竞争充分，销售商只能获得平均利润，不少商家推出送货上门、赊帐等服务，有些地方供销社和企业还推出化肥农药集中配送业务等。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再去做农资统购差价空间很小。20** 年，笔者调研了贵州省桐梓县 6个行政推动型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刚成立头几年都按专家建议开展了一些农资和生活消费品统购业务，但最后算下来并不划算，甚至得不偿失。

　当然，如果一个乡乃至一个县联合起来统购当然有利可图，但其节约的交易费用是否能大过组织成本还很难说(这个与东亚日韩台综合农协的统购统销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从合作社开展这项业务的逻辑上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倒退(回到自给自足时代岂不更好?)。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合作社都不适合做统购统销业务，如某些...

推荐访问:合作社 调研报告 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