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思考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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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思考的新区

国家战略、区域性自贸区、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区协定，这些大题材、大利好无疑会给新区乃至整个国家注入强大活力，但把利好变为现实，归根结底取决于新区的实力。

从1992年到2012年10年时间，中国只设置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群岛、甘肃兰州、广州南沙等6个新区。而从2014年1月开始到今年4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国务院就连续批复了6个国家级新区，使新区总数达到了12个。从10年6个到16个月6个，新区已经从高层意志转变为地方自觉。

尽管同为国家级新区，12个新区却并非平分秋色。从管理体制看，只有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是行政区，设立区委区政府，其余新区都是行政管理区，只设立管委会；从行政级别上看，只有浦东、滨海、两江依托其所属直辖市，行政级别一般都调整至副省级。而其余新区依托的城市均为地级或副省级，这些新区想要得到与上面三区同样的行政级别，就意味着脱离了依托城市的管辖，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新区的所作所为绝不会被出身限制。如果说过去10年的新区设置往往反映了国家意志，而新一轮的国家级新区，则更像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进行的新区建设成果的肯定。

发展到今天，即使是浦东这样“高配”的新区，也感到土地、人力成本、政策优势不再。所有新区都意识到，传统依靠税收减免、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进行招商的模式已经过时了。相比GDP与财政收入，积极探索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新机制与新体制尤为重要。对新区而言，发展不能局限于地域经济，而需要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考虑，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基本制度的创新，依靠各自独特的地缘优势，为全国新一轮综合改革走出新路。

基本制度设计方方面面，而制度创新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切断政府公权力与市场私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让“有限的政府、公民社会与完善市场”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观察新区们的大动作，制度创新带来的效果不是“减税”就是“简政”。天津滨海新区在李克强总理的见证下封存了109枚公章；南沙新区要吸引香港地区共同建设，则更需要解放思想，进行关键制度的创新；在西海岸的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基本完成了国家级开发区和县级市合并，是全国首个完成这项改革的国家级新区，摆脱了行政体制的束缚。

如果花一天时间去浏览12个新区的报纸，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了“决不能走老路”、“成败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呼喊。大占土地、大盖高楼、大进大出的粗放制造不能再出现在新区的土地上，取而代之的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创新创造，并有向自己“动刀”的精神。

新区之后，各地又展开了一轮自贸区申报竞赛，但在争取批复的同时，理性与思考的痕迹更加明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消息刚公布时，社会还按照以往思维惯性猜测试验区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然而国务院会议将“转变政府职能，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放在首位，显示制度创新才是试验区的重心所在。上海自贸区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目标不是争取多少优惠政策，而是要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投资、贸易等领域的高效管理。

没有优惠反而有任务，国务院常务会议给了上海自贸区一份“探索负面清单”考卷。这与10年批复6个新区的节奏完全不同，过去自上而下由中央统一调度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国家更注重区域自下而上的创新对外开放模式。考卷发给上海自贸区，但答题并非是上海的特权，这更像是一种启发，其他区域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与尝试。

中韩自贸区于6月1日签署，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全面的自贸协定，形成的将是一个人口高达13.5亿、GDP高达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把新区或自贸区放在中国越加深刻融入WTO框架的大背景下，各地之间的无差别、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只会成为常态，因为限制性、保护性或有差别地享受优惠政策根本不符合WTO游戏规则。

国家战略、区域性自贸区、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区协定，这些大题材、大利好无疑会给新区乃至整个国家注入强大活力，但把利好变为现实，归根结底取决于新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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